别了一代ball王 周启邦

余先生这些文章最早的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但其实中文里的这种“翻译体”早就存在了。翻译家吴岩先生在《从所谓的“翻译体”说起》一文中说：茅盾先生在1959年2月24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》，其中写道：“例如我们有些作品的文字是所谓的翻译体，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。”（罗新璋编《翻译论集》，720页，商务印书馆，2021年版）这大概是较早提到“翻译体”的文章了。吴岩分析茅盾的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：一是由于翻译作品中语言文字的运用存在着问题，久而久之，就产生了所谓“翻译体”，这种“翻译体”却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。二是这种“翻译体”已经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文字，产生了不好的影响。吴岩说“翻译体”的出现证明我们翻译工作者还没有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，要注意和深思这个问题。吴岩认为如何消灭“翻译体”是个大问题，需要大家来讨论研究，并且通过翻译实践来逐步解决。他指出“翻译体”是外国化了的中文，并不具备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与文采，具体表现为“读起来相当吃力，而且干巴巴，不生动，不活泼，既不丰富多彩，又不精练简约，更谈不上韵味”。“翻译体”的还有一种表现是：文得厉害，和口语的距离很远，跟知识分子在会议上的发言很相像，再不然就是有一股所谓的“新文艺腔”或“舞台腔”，不大像生活里的语言。其结果，同样是读不下去。吴岩在文章提出：语言是必须用苦工夫学习的。我们要学习民间的、古人的和外国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。我们学习的目的，不光是为了搞好我们的翻译工作，不光是为了要消灭所谓的“翻译体”，而且是为了祖国语言，特别是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。这番话当然说得十分中肯，但在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中如何吸收“有用的东西”，在保持中文“常态”的基础上很好地融入到中文之中，使之成为新鲜而富有表现力的中文，不致使中文“变态”到难以卒读，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还是来听听余光中先生在《中文的常态与变态》中说的话吧：中文发展了好几千年，从清通到高妙，自有千锤百炼的一套常态。谁要是不知常态为何物而贸然自诩为求变，其结果也许只是献拙，而非生巧。变化之妙，要有常态衬托才显得出来。一旦常态不存，余下的只是乱，不是变了。无意刷到，厉害了